世人都知道，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，新中国百废待兴，在前苏联的援助下，我国掀起了第一次大规模建设高潮。可鲜为人知的是，在这场建设浪潮中，前苏联对中国的几座城市格外青睐。

　　1952年春天，一场重要的中苏高层会晤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。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，在接见中国代表团时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：＂你们这些城市，每一座都有令人惊叹的潜力...＂

　　这番话背后，究竟暗含着怎样的玄机？为何最终是这四座城市被选中？在这些城市里，前苏联又留下了哪些令人称奇的建筑杰作？

　　1952年3月的莫斯科依然寒意料峭，李富春同志一行刚刚走出克里姆林宫会议厅，就迫不及待地向国内发出了一份加急电报。这份电报的内容，让中央政务院的领导们激动不已。

　　＂苏联同志提出，要在中国建设四座展览馆...＂一位当时参加会议的老同志回忆说，＂会议室里的气氛异常热烈，大家都在讨论应选择哪些城市。＂

　　就在一周后，一场特别的城市评选会议在北京举行。与会的不仅有，还有来自全国各大城市的代表。每个城市都带来了自己最详实的数据和最令人信服的理由。

　　天津代表提出：＂我们是北方最大的工业基地...＂南京代表强调：＂我们有深厚的文化渊源...＂哈尔滨代表则说：＂我们与苏联有着特殊的渊源...＂

　　讨论进行了整整三天。最终，一份厚厚的评估报告摆在了决策者面前。报告从工业基础、地理位置、文化传统、对外开放程度等多重维度，对各个候选城市进行了细致的分析。

　　＂选择北京，是因为她是新中国的心脏；选择上海，是看中她的经济实力；选择武汉，是因为她的交通枢纽地位；选择广州，则是因为她是对外开放的窗口。＂一位参与决策的老干部这样总结道。

　　1952年4月，一份盖着红色印章的文件正式下发。这份文件不仅确定了四座城市的选择，还对每座城市的具体选址提出了严格要求。

　　北京的选址最快确定下来。当时主持工作的彭真同志指着西直门外的一片区域说：＂这里，一定要建得气派！＂最终，北京展览馆的位置就定在了这里，占地面积达到13.2万平方米。

　　上海的选址颇费周折。原本看中的黄浦江畔因为地质问题不得不放弃，最后在市中心找到了一片废墟。这片废墟虽然面积不大，但位置绝佳，交通便利。

　　武汉的选址则最大限度地考虑到了＂两江四岸＂的城市特色。最终选在汉口解放大道，与武汉最早的公园—— 中山公园隔街相望，将＂新＂与＂旧＂完美地结合在一起。

　　广州的选址最见匠心。林克明建筑师提出，要选在越秀公园附近。这里不仅环境优美，更重要的是这里有着便捷的交通网络，四通八达。

　　1953年初，一场特殊的建筑研讨会在北京举行。会议室里，来自苏联的安德列耶夫建筑师正在和中国建筑师们热烈讨论。他带来了一摞厚厚的设计图纸，上面是典型的俄罗斯建筑风格：高耸的尖顶、华丽的廊柱、精美的雕饰。

　　＂这些设计太漂亮了，但是...＂一位中国建筑师提出疑问，＂在我们的天气特征情况下，这样的设计是否合适？＂

　　这个问题引发了一场长达数小时的讨论。最终，双方决定在保持苏联建筑艺术特色的同时，融入中国传统建筑元素。上海展览中心的设计图就在这样的讨论中一改再改，光是主入口的设计的具体方案就更改了七次。

　　在广州，情况更为特别。广州建筑师林克明提出，南方的气候特点要求建筑一定要考虑防潮、通风等问题。于是，他带领团队专门北上考察北京、上海的展览馆，回来后提出了独特的＂岭南改良方案＂。

　　＂我记得当时林老师拿着图纸，指着某个细节跟苏联专家说：＇这里如果不改，广州的夏天会让参观者很不舒服。＇＂一位参与设计的老建筑师回忆道。

　　武汉的设计团队则遇到了另一个难题。由于靠近长江，地基处理成为一个重要课题。苏联专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：在地下加建一层防水层。这个创新方案后来被证明非常有效。

　　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北京展览馆的设计过程。作为首都的标志性建筑，它的每一个细节都得到了关切。有一天，一位老建筑师发现原设计的门楣高度会让人产生压迫感，他提出的修改意见得到了苏联专家的赞同。

　　在长达数月的设计过程中，发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。比如在讨论上海展览中心的内部装饰时，一位苏联专家突然用中文说了句：＂这一个地区要＇美轮美奂＇！＂逗得在场所有人都笑了。这位专家原来在设计过程中学会了不少中文。

　　最特别的是，四座建筑虽然都带有浓郁的苏联建筑风格，但各自又有鲜明的地方特色。北京展览馆庄重大气，上海展览中心典雅精致，武汉友好宫宽敞明亮，广州大厦则处处体现着岭南特色。

　　当年参与设计的张明同志说：＂每天早上，我们都要和苏联专家一起研究图纸。虽然语言不通，但比比画画，加上翻译帮忙，工作进展得很顺利。那段日子，是真正的中苏友谊时期。＂

　　到1953年底，四座建筑的设计图纸终于全部定稿。每一张图纸上，都凝聚着中苏建筑师们的智慧和心血，也包含着两国建筑艺术的完美融合。

　　1953年深秋，北京西直门外工地上一片忙碌。＂同志们，我们要在一年内完工！＂工地负责人王德明拿着喇叭喊道。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就这样开始了。

　　那时的建筑工地上，最缺的就是建筑材料。水泥不够，钢筋短缺，连最基本的木材也供应紧张。一位老工人回忆说：＂有一次，未解决钢筋不够的问题，我们硬是把废弃的铁轨拆下来，经过重新加工才用上。＂

　　在上海，情况更为特殊。由于选址在废墟上，清理场地就花了整整一个月。＂那时候没有大型机械，全靠人力。＂参与建设的老工人张德福说，＂大家分成几个小组，轮流干活，从早干到晚。＂

　　最让人难忘的是武汉工地的一件事。1954年夏天，长江发大水，工地眼看就要被淹。工人们连夜用沙袋围成了一道＂堤坝＂，硬是把洪水挡在了工地外面。＂那天晚上，几百号人就睡在沙袋上，随时准备加固堤坝。＂

　　广州的建设则遇到了另一个难题。南方的阴雨天气特别多，混凝土浇筑工作总是受一定的影响。为此，工人们想出了一个办法：在工地上搭起巨大的防雨棚，下雨天也能施工。

　　这样的创新办法在四个工地上比比皆是。北京工地缺少大型起重机，工人们就用滑轮组搭建了简易起重装置；上海工地只有少数的脚手架，就用本地的毛竹搭建；武汉工地解决不了大理石短缺的问题，就用本地的青石板代替。

　　当地群众也纷纷加入到建设中来。在北京，附近的居民自发组织起来，为工地送水送饭；在上海，退休的老工人主动请缨，教年轻人掌握施工技巧；在武汉，码头工人义务帮忙运送建材；在广州，连小商贩都主动给工人们让出便道，方便施工车辆通行。

　　一位参与北京展览馆建设的老战士说：＂那时候没有上班时间的概念，天一亮就开工，天黑了还在干。战士和工人们同吃同住，就在工地上搭了简易帐篷。＂

　　材料短缺的问题也得到了意想不到的解决。上海的工人发现附近一家废品收购站有大量废铁，经过协商后，这些废铁被回收利用；武汉的建设者们从拆迁的老房子里找到了大量可以重复使用的木材；广州工地甚至把一些旧建筑的砖瓦清洗整理干净后重新使用。

　　＂最难忘的是完工那天。＂北京展览馆的老工人李德福回忆说，＂我们看着这座漂亮的大楼，想起这一年来的辛苦，大家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后来听说其他三个城市也都顺利完工，那种自豪感至今难忘。＂

　　四座展览馆的建设创下了多个纪录：北京展览馆仅用了11个月就完工，创造了新中国成立后大型建筑最快建设速度；上海展览中心在极其有限的场地内创造了最大使用空间；武汉友好宫解决了地基沉降的技术难题；广州大厦则开创了南方建筑防潮排湿的新方法。

　　1954年9月的一天，北京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。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参观完北京展览馆后，在留言簿上写道：＂这是东方最宏伟的建筑之一。＂

　　北京展览馆的正门上，毛主席亲笔题写的＂苏联展览馆＂五个镏金大字熠熠生辉。这里不仅成为了接待国际贵宾的重要场所，更是向全国人民展示苏联建设成就的重要窗口。一位老年参观者回忆说：＂那时候买一张门票要排好长的队，但大家都不觉得累，就想看看苏联的新技术。＂

　　而在上海，展览中心的故事更具传奇色彩。1955年春节前夕，这里举办了新中国第一次大型出口商品展览会。＂展厅里摆满了上海的丝绸、瓷器、手工艺品，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挤满了大厅。＂一位曾经的工作人员说，＂那场展会一下子打开了上海对外贸易的新局面。＂

　　上海展览中心的40多个展厅，见证了中国从工业化初期到改革开放的整个历程。＂有一年，这里展出了第一台国产电视机，整个展厅都挤满了人，大家都想亲眼看看这个新鲜玩意儿。＂老工作人员张阿姨说。

　　武汉友好宫则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文化传承之路。这里不仅举办各类展览，还成为了武汉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。1957年，第一届武汉市民春节联欢会在这里举行，从此拉开了武汉群众文化活动的序幕。

　　＂那时候每个星期天，友好宫门口都会竖起一块黑板，上面写着本周活动安排。＂一位老武汉市民说，＂有京剧演出、电影放映，还有苏联专家的讲座，可热闹了。＂

　　广州中苏友好大厦则因其独特的岭南特色，成为了南国建筑艺术的一张名片。1956年，这里举办了第一届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部分展览，为后来的广交会奠定了基础。

　　大厦的设计巧妙融合了防暑降温的考虑，在炎热的广州也能保持舒适的参观环境。＂记得有一次，一位来自非洲的客人参观后说，这样的建筑放在他们国家也很合适。＂一位老建筑师自豪地说。

　　随着岁月流转，四座建筑也经历了不同的变迁。北京展览馆在1960年代后改名为＂北京展览馆＂，但它的建筑风格和历史印记仍然完整保留；上海展览中心在1984年正式定名，成为上海会展业的重要标志；武汉友好宫见证了武汉从工业城市到文化名城的转变；广州大厦则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，成为了岭南建筑的典范。

　　每座建筑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。在北京，人们依然能看到当年安装展品时留下的特制展台；在上海，那些精美的水晶吊灯仍然闪耀着昔日的光彩；在武汉，友好宫的老式音响系统还能正常工作；在广州，当年安装的特制防潮设施至今仍在发挥作用。

　　2004年，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建筑师重返北京展览馆。他轻轻抚摸着大厅的廊柱，对随行的记者说：＂这些柱子里，还藏着我们当年做的记号。＂原来，在建设初期，工人们在每根柱子内都放入了一枚铜质标记，记录着建设时间和参与人员名单。

　　这样的＂时间胶囊＂在四座建筑中并不罕见。上海展览中心的地下室里，至今还保存着一份1954年的工程日志；武汉友好宫的档案室中，珍藏着当年中苏建筑师共同签名的图纸；广州大厦的一面墙内，甚至还封存着一份用中俄两种文字书写的建馆纪念文。

　　这些建筑不仅见证了中苏关系的起起落落，更记录着城市的沧桑巨变。1956年，北京展览馆周边还是一片荒地，如今已是繁华的金融商务区；上海展览中心门前的马路从双向四车道扩展为现代化的立交桥；武汉友好宫见证了解放大道从一条普通街道变成商业核心区；广州大厦目睹了越秀区从传统街区蜕变为现代都市。

　　每座建筑都有自己独特的＂城市记忆＂。在北京，老一辈建筑工人的子女经常带着孩子来参观，讲述爷爷辈参与建设的故事；在上海，当地的艺术学院把展览中心作为建筑教学的必修课；在武汉，友好宫的老照片成为了城市档案馆的珍贵藏品；在广州，建筑系的学生们至今还在研究大厦的防潮技术。

　　2015年，一次特别的聚会在北京展览馆举行。当年参与建设的工人、工程师们带着自己珍藏的老物件重聚于此。有人拿出了泛黄的工作证，有人展示了当年的施工照片，还有人带来了一块用过的泥铲。＂这些老物件，就是我们和建筑之间的纽带。＂一位老工人说。

　　这四座建筑的命运也在悄然改变。2008年，北京展览馆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；2012年，上海展览中心成为建筑研究基地；2016年，武汉友好宫增设了城市历史展区；2018年，广州大厦开辟了建筑文化展示空间。

　　在城市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今天，这些建筑依然矗立在原地，默默讲述着属于它们的故事。每天清晨，北京展览馆的大门准时开启，迎接着新一批参观者；上海展览中心的展厅里，新的展览正在布置；武汉友好宫的广场上，市民们跳起了广场舞；广州大厦的走廊里，导游正在为游客讲解建筑特色。

　　一位在四座建筑都工作过的老员工说：＂这些建筑就像是一本打开的历史书，记录着城市的点点滴滴。春去秋来，它们见证了太多故事。＂在建筑的墙壁上，斑驳的痕迹诉说着岁月的流逝，每一块砖、每一片瓦都承载着特殊的记忆。

　　武汉的中苏友好宫很奇特的被赵市长下令炸了，当时苏联还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抗议，四个城市唯有武汉没有了。